1997年6月5日，汉克斯一行来到昆明。经过意想不到的艰难困苦，他终于来到了战友的飞机旁边……
从外表上看，弗莱茄·汉克斯先生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美国老人，然而却是我所认识或者听说的最不普通的人：仅仅从83岁的高龄，翻越美国人所说的"喜玛拉雅山脉"这一点看，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就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他完成了。一个人在年轻时没有做完的一件事，在跨越了半个世纪、半个地球后也要把它做完!我至今无法表述清楚我从他的身上到底看到了什么。
他好像是一位用最具有美国特色的"自由主义"，或者叫"个人主义"将我们东方人一贯标榜的"国家主义"派生出来的"团队精神"很好地体现出来的艺术大师。他将两者如此完美地结合竟然不留任何嫁接的痕迹，然后又不动声色地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使得大洋两边的人都没有反应过来，都没有注意到他。
如今他和我没有任何联系，虽然我们"单击左键"就可以给对方发一个电子邮件。他这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处世方式也让我着迷。我觉得男人之间的关系就应该这样!
当汉克斯先生在昆明准备前往片马时，他和我谈了许多……
"其实我并不认识吉姆·福克斯。他失踪的时候，我还没有来中国，但是我在空中看到过53号飞机，也就是你们找到的这架飞机。那时公司的飞行人员全都看见过。1944年，公司要求飞行人员志愿报名去寻找，我也就报名了。"
"我们在泸水县的原始森林里转了9天9夜，最后还是失败了。估计我们距离福克斯可能不到一英里……"
"由于这架飞机是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驼峰的美国陆军空运总队的搜索救援中队是不管的。那时他们的一个参谋把我们带到一幅巨大的地图旁边，指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告诉我们：'有一千多架飞机(包括战斗机)都掉在中缅印茫茫的林海之中，谁还有功夫去忙这些事?要找你们自己去找，我们可以提供一切方便。'"
"随着战争的停息，我们公司也不存在了。几十年来，我们这些老飞行人员和福克斯的家人一直向各方面呼吁帮助寻找这架飞机，甚至包括美国政府和议员，但是效果不大。人们对战争的事好像完全没有兴趣，似乎这样就能避免战争。"
"于是我就自己干起来。不厌其烦地写信；制作宣传53号机的T恤衫；向联邦航天局了解航天飞机的雷达探测是否能发现53号机；制定寻找计划和锻炼身体，以便有朝一日到片马的原始森林来寻找等等。有人嘲笑我是一个终究要被喜玛雅拉山的秃鹰吃掉的唐·吉河德。"
"寻找这架飞机和吉姆·福克斯的下落是我一生的夙愿，有时我相信我就是为了要找到53号机才活着的，但是我根本不认为这是一件伟大的事，这就如同我本人根本不是一个伟大的人一样。你问我战争期间见过日本人没有?我为什么要去见他们?我不是一个英雄好汉，对亲眼看一看凶残的日本兵根本没有兴趣。但是这架飞机是我们公司的飞机，吉姆·福克斯是我的同事。既然没有人对此负责，那么我想我就应该负责，总得要有人寻找。"
"50年前我们没有做好的事，现在老了，就老想着要把它尽可能做好，事情就这么简单。再说我有把握可以找到53号机。西方人有一句话，那就是Where is a willing there is a way(有志者事竞成)。从另一个方面说，重新回到年轻时工作和战斗的地方，在深山里徒步探险这也是一件十分刺激的事。"
"我常常问自己，事情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寻找?这更重要的恐怕是我自己心灵上的一种需要。我的老伴非常了解我，她原来是飞虎队的一名护士。那时一到昆明我就去和她套近乎，但她却被一个陈纳德的战斗机飞行员抢走了。后来这位老兄在空战中阵亡了，当时她正要生孩子。以后我就把她娶过来了。这个孩子现在当然也是我的孩子，以后我们再没有要孩子。她直到现在都认为我沾了他们飞虎队的光，可是我老认为是她沾了我们驼峰的光。"
"到中国来当飞行员，我开始并不认为是在从事一件帮助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只是认为这是一件很适合喜欢冒险的年轻人干的有趣的事。后来寻找53号机时在片马看到了路边饿死的衣衫槛褛的中国母亲和她们的孩子，还有那些帮助我们找飞机的普通的中国农民，他们都是一些心地善良的好人，这才对中国人民产生了同情和好感。当然还有我们公司占多数的中国机组人员，他们都是很棒的飞行人员，就和我一样。"
"在驼峰航线上来回飞行，其实也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就像是驾驶着福特或者凯迪拉克轿车出去兜风。到昆明时，我们运载着武器弹药、汽油等什么的，然后再把士兵送到印度军训。开始几次，士兵在飞机上冻死了许多，那些当官的认为到了印度什么都有，让士兵穿单衣短裤，省下来的衣服可以给更多的新兵穿……我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飞了450个来回，总共加在一起大约为中国运输了三四千吨的物资和人员。但是还有比我飞行的次数更多的人，他们也都是中航公司的飞行人员。美国陆军空运总队的飞行人员从来没有飞行过这么多次数的，因为他们可以轮休。战后，有人说我们不能按老兵的待遇接受美国政府的特殊照顾，说我们到中国飞越驼峰是为了赚钱。这真把我们气坏了。他们军人是按照命令来飞驼峰，而我们是志愿来的；他们飞不了几个来回就轮休了，而我们却一直要飞，直到飞机掉下来把你摔死，或者和我一样很幸运地飞到日本人投降。"
"日本人投降后，阿诺德将军(General HenryArnold，二战时美国陆军空运总队司令长官)说驼峰航线是二战最伟大的空运行动之一，飞机的损失率超过轰炸德国时的飞机损失率。其实空运总队的飞机损失率可能才不过20％-刃％，而我们中国航空的飞机损失率超过了50％，也就是说我们的九十多架飞机损失了五十多架。当时我们都不知道飞机的损失情况，也不敢打听，这是为了'避邪'。如果知道了，谁还敢飞?当然喽，比日本人的'Kamikazi(神风特攻队)'的飞机损失率要低。他们的损失率可能是100％!"
"在驼峰航线上飞行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我是说如果你没有遇到什么麻烦的话。清晨，我们在喜玛拉雅山(高黎贡山)西面随着常常被季风吹动的低沉浓雾一同从缅甸通过片马垭口飞向中国，然后在茂密翠绿的森林以及厚厚的云层之间的一个缝隙中向着懒洋洋的太阳飞去。在昆明再运新兵返回印度时，我们常常哼着小调轻松地飞到高空，也就是在白云和蓝天之间向着被落日烧红的远方飘去。因为运人比运货要轻许多。"
"如果遇到日本人的飞机就要看它是什么样的飞机。如果是战斗机，那你就要马上采取一些规避动作：要么一拉操纵杆钻到云层里，用云层保护你；要么把飞机拼命向高飞到极限，也就是25000英尺以上，你有多少胆量就飞多高：日本人的'零式机'一般飞得没有这么高。倒霉的是我们往往运载的太多就飞不了多高，这样你就必须向前猛推操纵杆使飞机擦着树梢顺着山峦的起伏飞。如果你运送的是汽油，那么油桶在飞机剧烈的颠簸中相互碰撞，这使我们心惊肉跳。那可是现在的民航机严禁携带的易燃物啊!"
"飞虎队有一个飞行员写了一本书叫做《上帝是我的副驾驶》。这个人叫斯科特·罗伯特(scott Rebort )，很有名。我的意思是说兴许我的副驾驶也是上帝，所以我的运气好，没有掉下来。如果遇到日本人的观测机，你必须仔细观察他有没有举起话筒说些什么，那是他在报告发现了我们。如果那样，可能十多分钟他们的'零式机'就要来找你的麻烦了。有一次，一架日本的观测机发现了我，但是飞行员没有举起话筒，我也就不怕了。我们就这样相互默默地看着对方平行地飞行了十多分钟，我连他的帽子下的黑头发都看得清清楚楚，你想我们的距离有多近!直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他为什么没有举起话筒。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惟一的敌人，后来我一直后悔没有给他打个招呼。那是一张年轻而平静的脸，他能够把战争撩到一边，心平气和地仔细琢磨一下本来应该拼个你死我活的对手，可真不简单!现在，只要我一闭上眼睛，就能回忆起他的模样。"
"飞机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说都是一个有灵性的东西。它能跑会跳，通人性很听话，有时也会发脾气撒娇，但更多的是默默地为主人干活，只要你给它吃的，那就是汽油。有时候你抚摸它，轻轻地拍打它，和它说上几句话，它就高兴得不得了，有点像农夫的马或者是牛而不像狗，因为它不能跟着你进屋到壁炉旁边枕着你的拖鞋睡觉，而要呆在它的'窝棚'里。就拿C-53型飞机来说吧，它的原型是美国最著名的DC-3或者叫做C-47型运输机。这种最优良的飞机当时在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能看到。它有漂亮的流线型外观。宽大的机翼使它有极大的升力和续航能力，但是也容易受到风向和气流的影响。我琢磨着就是因为它的宽大的机翼抵御不住向下的风力的吸引而使53号机倒霉的。"
"当我看见你的照片上那遍体鳞伤的53号机，躺在雪地里任人宰割时，我第一次意识到它已经死了。我感到这真是对我们这些现代人的一种莫大的讽刺：到现在人类除了相互之间的杀戮的恶习丝毫没有改变外，而且还要像伤害其他动物一样伤害它。其实人本身就是动物中的一种，而且现在看来还并不见得就是最有希望的一种动物。我是说动物和动物的关系应该是平等地相互依存，而不应该是谁是谁可供选择的菜单，就更不用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了……"
"现在这架飞机找到了，我想我们双方要保护它、善待它。更重要的不是我们思索应该为53号机做些什么，而是要想一想53号机已经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下面的话可能要冒犯福克斯的英灵。但是我的确感到53号机天生下来就是要躺卧在喜马拉雅山上，等待着平息了争斗的人们去发现它和重新认识它。因为它最具有我们这个时代衡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价值标准，这就是不同民族的人民完全可以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而献身，而这种精神将是永存的!半个世纪之后再来看待这个问题更有意义，因为半个世纪的时间足够使当时以及以后我们之间的吵闹显得渺小而微不足道。"
"你似乎一直想了解我多年来一直没有放弃寻找53号机的真正动机，实际上我有相同的问题也想问你：为什么要去寻找这架和你完全无关的飞机呢?是什么样的动机促使你这样做?"
"53号机静静地躺卧在那里五十多年了，实际上它就是把我们两个对价值观念有着不同认识的民族紧紧地联系起来的一座桥梁，或许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多年来都没有发现它。我们现在发现它的真正意义我看并不是发现了这样一座桥梁，而是我们通过它发现这样的一座桥梁已经存在了五十多年了。寻找它的过程本身也是有象征意义的。"
为我们当翻译的是汉克斯的随行顾问朱迪斯·米尔斯女士，她的中国名字叫"黄惜玉"。她对中国的了解并不一定在我们之下。她说："中国就是我的梦。"她老爸二战时是美国海军"宾夕法尼亚号"战舰上的一名炮手，参加过许多与日本海军交锋的重大海战，是一个对付日本神风特攻队飞机的老手。她在距离53号机仅仅只有27公里的地方不得不停住了脚步，而这次她是从美国专程来看飞机残骸的。我至今不敢询问她对此的感受。
汉克斯是在昆明翠湖边一家叫做"查理冰果城"的酒吧和我谈话的，当漂亮的老板娘听说这位美国老人曾在我们的头上飞越了几百个来回为我们运送弹药时，她大为感动，当场决定自己买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