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从剑川进入大理，我都会被所看见的一些情形搞得心情十分沉重，一辆辆严重超载的大货车，满载着直径约1米左右的木材或者矿石，像醉汉一样在坑洼不平的公路上喘着粗气瞒跚地行走着。许多次我们的车子靠在山崖边等着与迎面而来的大货车错车，这些醉汉似的大卡车摇晃着身子，仿佛就要倒在我们车子上，把我们连人带车压个粉碎，每逢这个时候，常本能地缩成一团把双手伸出，企图支撑住将要压在我们车上的庞然大物，如果大货车真的翻了，我们就真的成了挡车的螳螂。

　　从元朝开始，背夫们就沿着原始步道，用脊背把一背背银、铜、盐背出兰坪；明清时步道改建成厂人马驿道，一代代马锅头又用马把财富驮出了兰坪；到1964年5月，建成了剑川至兰坪的公路，从此一辆辆严重超载的大货车一天都未停息过从山里和矿区满载着原木和矿石开出来。八百多年来，从兰坪到底运出了多少木材、矿石和矿的成品、半成品，谁也说不清楚。兰坪源源不断输出的财富，有多少人以它为生，又有多少人发了财，同样也没有人说得清楚。

　　从元朝至今，兰坪人挖矿致富的确实不多，与这块土地的矿产奉献相比更是微乎其微。兰坪近八百年来的冶矿史，巨额的财富哪里去了?除了山河的疮痕和废弃的矿碴之外，为什么没有堆积起哪怕让后人可以用来荣耀的建筑或是价格昂贵的器皿什么的?真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我想兰坪的财富大都流到外乡去了，主要有三条途径，第一条是以不公平的贸易形式被外乡人赚走了，留给兰坪人的只是一点点赖以为生的银子，兰坪人太实在，并不嫌少，只要有一点就行；第二条是以纳贡上税的形式被统治者夺走了；第三条就是被外乡的"淘金者"带走了。更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矿业的发展没有把整个社会的发展带动起来，财富缺乏转化为社会基础、文化沉淀的机制而无法积累起来。

　　有文献记载：兰坪从公元1561年，即嘉靖三十九年，开始向中央政府贡银，每年平均850两，到1626年，达到了55000余两；1776年，清乾隆四十一年，仅回龙厂，每年产银25960两，按产额15％抽课给朝廷；在乾隆、嘉庆时，年课达到了3894两，相当于明朝时全省差发数的44%到道光时，课银达到了3401．23两；1773年，乾隆二十八年，仅回龙厂，额定京铜7万斤，润月加5830斤，课余铜二万斤；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解京额铜6．3万两，课余铜2万斤；1823年，道光九年，仅白地坪厂，抽课银22805斤；1829年道光九年，抽课铅2805斤；1905年至1913年，清光绪子十一年至民国二年，富隆铅厂上交课银7200两，从民国四年至民国十九年，累计上交矿区银7582．5元、纸币2013元，不含产税和地方捐益。

　　以上税赋的记载不全面，仅是一些厂一些年而已，可以推断，如果把所有的课银、课铜、课铅锌等实际算下来肯定不止这些。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兰坪这样一个地方，这些税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兰坪是一个处在横断山皱折深处的人烟稀少之地，四面被大山所困，北面与西面还处在原始社会，按当时人口计算，兰坪人对中央财政的"贡献"已经是很大的了，而所有上解的银、铜、铅、锌等，均是工匠们用最原始的冶炼工具，如：农家用的鼓风炉、木炭、上炉冶炼出来，在当时的技术、规模条件下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就当时的经济条件下，统治者对兰坪课的税实在太重，经营者所得不多，再加上地方官吏的巧取豪夺，当然富不起来。

　　外乡人从兰坪带走的财富是很难计算出来的。元朝至解放初，中国最早的职业工商界人士和冒险家，就从江西、湖南、四川、云南的保山、大理等地，源源不继地冲着矿和冶炼来到兰坪。接踵而来的一代又一代的工商界人士、冒险家们挣足了银子又回到了原籍，极少数留了下来的人基本上是没有发财的人，就在当地成家立业，现在河西乡的富隆村就有他们的后代。

　　从1986年到1992年，兰坪突然间出现的许许多多"新富"、"阔佬"，如果没有把财富变为子孙的教育、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基础，也逃脱不了中国的古训"富不过三代。"
由兰坪矿而致富的人不知有多少代、多少人，但至1990年初．兰坪有近60%的人末解决温饱问题，其中有近3万人由于生存环境恶化苦等着迁徒。

　　在兰坪境内极端贫困的居住区，有些正好是过去曾因矿而昌盛过的地方，如：中排的富隆村，就是从元朝至今都在进行冶炼的富隆厂。这里的老百姓很穷，有的穷得整个家当不值200元；啦井乡，这个产盐几百年的盐厂，比中排好不了多少，也是出了名的穷乡。

　　兰坪县在经济上虽是怒江州的老大，但与其他地区比起来仍很贫闲，被定为国家级的贫困县。2000年当全国宣布基本实现小康时，兰坪人约有30％还未填饱肚子。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是中国农民万古不变的道理。兰坪人有矿吃矿，也应是再合理不过了，但兰坪人没有因拥有亚洲最丰富的铅锌矿和遍地的银、铜矿藏而丰衣足食，兰坪人是踩踏着数千亿元宝藏的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