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怒江大峡谷的基本特征，也是各种对怒江大峡谷持不同看法的唯一的共同观点，在去怒江大峡谷以前，我以为我是同龄人中为数不多的已尝过种种贫困滋味的人。

　　在文革中，因为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以及家里人口多等原因，我们经常面临着揭不开锅的尴尬，经历着没有钱时必须放弃爱好、追求，甚至上学的苦恼，在初、高中有近二年的时间断断续续在家做家务，成了学校有名的爱逃学的坏学生，常常遭到老师和同学指责。为了贴补家用，我常与母亲一起、在熟人邻居将要入睡前，去敲人家的门，偷偷接一些针线活，提心吊胆地生怕被人发现，否则又多了一条走"资本主义"的罪状。当时做一件衣服八毛钱，一条裤子六毛钱。那时、母亲在远郊金殿附近的一家农机厂做车式，是典型的重体力活，母亲的技术很好，做得就更多。每天，天不亮母亲就骑自行车走了，天黑回来，放下饭碗，马上铺开摊子又是裁又是扎，我常帮着做一些零星的活计，因为我很用心，锁扣子眼、绣-些小图案的活，干得比所有人好，也常常得到一些表扬，这是我少年时唯一得到表扬的事。我初中二年级时，我母亲在回家的路上发生了车祸，卡车撞断了她的几根肋骨，胸部也受到了重创，吐了许多血，同时受了外伤，血淌了满地都是。母亲在医院忙了很久，又在家里睡了近半年，这时弟弟又得了肝炎，为了生活，为了医弟弟的病，愁云总笼罩着我的一家，同时，不可预测的政治灾难不断地接踵而来，更加加重了我家的贫困和痛苦。至今贫困仍在我心灵深处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直到现在，小时候无米下锅和等待着不期而至的政治灾难降临时的心境，常出现在梦境中。

　　有人说，贫闲能磨练人的意志，是人生的财富。我想这些豪言壮语，现代人自勉的话，对于某些暂时失意，或者在前半生，或者是暂时经受的贫困，是适用的，甚至对于我来说，也是适合的，但对于怒江大峡谷那种基于原始生产力的封闭社会来说，是很不准确的。

　　怒江大峡谷的贫困不是某一些人的贫困，或是一个暂时的社会经济现象，而是根深蒂因的一种社会结构和形态，也是这个地域单元的社会基本特征。

　　我对大峡谷中的贫困，全部理解是：贫困是摧残人意志的恶魔!文明的绊脚石!人类最顽固的大敌!是导致灾害、痛苦，甚至死亡的魔鬼!

　　如果在贫困中，我们还有支撑我们生活下去的手段和条件，鼓励我们奋进的目标和勇气，对贫闲的强烈仇恨，这种贫困改变起来就简单得多。可是怒江大峡谷的贫困不是仅仅靠努一把力，或是给一些钱就能解决的，而是要进行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生产方式的全面革命。用一个较先进的社会形态来完全取缔带有"原始社会脐带"的落后社会，这谈何容易，需要时间！

　　在怒江边的一个村庄里．我曾遇到过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穿着破旧不堪的衣服，一直打到膝盖，趿着一双破鞋，长得尖鼻细脸透着秀气，由于营养不良削瘦且发育迟缓。村民们说，她是一个孤儿，靠大伙抚养她。这里的村民也是极端贫困的，穿戴并不比小女孩好。我把身上的钱给了这个没爹没娘的孤单女孩，让她头一些有用的东西，她听不懂汉话，我就用手比划着告诉她，要她买一些学习用品或者穿的。不一会儿，她一手提着一瓶汽水在我身边咕噜咕噜喝起来了，喝完了又去买。我想也许她根本就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也许她根本就没有上学；也许她不知道上学对她有什么意义，因为谁也没有告诉过她；也许她根本不知道除了汽水外，还有什么东西对她意义更大。

　　种种对自身处境的无意识，构成贫闲的最重要原因，要改变它，远比送去一些扶贫物资更困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对怒江大峡谷的贫困越来越关心，上到交通部的部长、云南省省委书记、省长，下到各部委局的领导，再到我这样的一文不名的平头百姓。对怒江大峡谷访贫问苦的各路人马也越来越多，很少有人不为怒江大峡谷的贫困程度感到震惊，为之动情。

　　在大峡谷公路边的山坡上，住着一些人家，据当地人介绍这些人家已比住在深山里的人家好多了，在我走访过的许多人家中，基本情况都差不多，住得起土坯房的人是极少数，他们多半是干部，或是村里的能人，大部分人住的仍是千脚落地的茅草屋。所有人家的屋子中间都有一个铁三角，所有的财产只是二三床绵被或绵毯，一二口锅，富一点的人家有一些陈旧的家俱，如：米柜、桌子、一两张床，再富一点的人家挂着一二块腊肉，米柜里多装着一些包谷。就是这样在大峡谷里不错的人家，其生活水平也就是低层次的温饱。现在，在怒江大峡谷的深处，还有为数不少的村民，只要稍有闪失，每年的收获就只能满足七八个月，必须以采摘找猎来补充，国家给的救济粮也往往因为路遥、山高、坡陡，只好放弃。

　　50年来，怒江大峡谷就一直在修路、在筑水坝、在改梯田，越是做得多，水土流失就越严重。举目四望，在大峡谷中，很难找到像模像样的成片梯田。

　　有些人失望了，怒江大峡谷为什么年年扶贫不见脱贫，大峡谷到底怎么了?
在大峡谷中，做得越多，其实得到的并不多。

　　人类是天生的经济学家，最会择其利弊。在怒江大峡谷，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付出比其他地方更多的代价，尤其是从事农业耕作，往往得不偿失。做也要受穷，不做也要受穷，干脆少做。假若我生活在大峡谷深处贫瘠的山梁上，只要够吃，我宁愿享受更多的闲假时间，也不去做徒劳无功的耕作，这才是最经济的。

　　其实，解决大峡谷的贫困问题，要做的不仅是唤起人们改变自身处境的意识和紧迫感，同时，我们政府的扶贫方略也需要反思一下：

　　为什么我们在送进现代医药使死亡率大大减少时，而我们的领导们却忽视了送去现代技术和文化，或许送去了，但却太少，这难道不也是一个贫困陷阱吗?

　　明明知道大峡谷生态的脆弱性，耕作的艰辛，为什么50年来，我们的领导们仍要孜孜不倦地坚持扶持峡谷人在险峻的山壁上刨粮食，而不顾水土的流失，生态的代价，这难道不也是一个贫困陷阱吗?

　　我们的某些大领导们决策时往往只喜欢听小领导的建议，便把自己有限的知识强加于大峡谷决策的时候，而不多听听处在经济最低需要层的声音，凭着直觉送去了化肥，修建水渠、整改农田，这些善举仁政，完全是为了大峡谷的脱贫，但当一场大雨过后，化肥冲进了怒江污染了江水，水渠、山地不见了踪影，为了使失望的山民得到救助，政府又送去了粮食，大峡谷深处的山里人，要走几天的路到乡政府背救济粮，其粮食的价值也许刚好是路上的消耗，也只好放弃。我们又落进了自己设的扶贫困陷阶中。

　　当我们把大峡谷的森林作为优势资源整整叫唤了近50年，在大力发展林业支柱产业时，我们有没有考虑到大森林是怒江大峡谷的生存之本、地球的肺，与大峡谷的生存、与我们的生存环境有着利害关系。

　　当人们在大峡谷修路架桥时，人们只想到路可以承载源源不断运出的木材和矿石，却忘了它还有更多的用途。有一天，我们看见了公路两边几公里外没有了森林的时候，一车车木材、矿石拉出大峡谷的同时，一辆辆满载着救济物资的车又驰了进来，我们才想到公路还可以用来发展旅游业，可以用来发展加工业，可以载着山里人走出大山，可是这时旅游资源已被践踏得不成样子，山外的机会已经丧失了许多。

　　出于我们的失误，我们知识的局限，我们为怒江州设下一眼眼贫困陷阱时，我们自己不知不觉也陷进去而不知道，还在问大峡谷怎么了！

　　50年来政府在怒江大峡谷确实花了不少钱，大头是花在人头费上，而不是扶贫上，我们不应该把这笔帐全算在老百姓头上。

　　在怒江大峡谷来来往往的几年中，使我对贫困更加憎恶和恐惧。对贫困的理性认识也是从怒江开始。怒江大峡谷人的贫困程度，一般人是很难想象的。

　　对于大峡谷的发展和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和理智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