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江大峡谷是一个人类活动时间悠久，却至今仍然很封闭的地方，在怒江大峡谷西北角的独龙江峡谷至今仍处在原始生产力状态。

　　历史上进入大峡谷第一批文化人，不是中国人而是外国传教士。

　　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上半叶，当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无暇顾及偏远的怒江大峡谷时，一批批携家带口的金发碧眼的外国传教士，从英国、法国、德国、瑞士、美国等国家，不远万里，由西藏、印度、缅甸、大理、迪庆进入了怒江大峡谷。

　　这些传统士们仗着外国的势力，怀着宗教的狂热精神，带着上帝神圣的意旨和西方文化侵略的多重使命，以非凡的毅力，在封闭、贫瘠和瘴疫、伤寒流行的怒江大峡谷一呆就是若干年。呆得最长的是法国天主教神甫任安守，他一生基本在怒汀大峡谷中度过，他不仅建造了滇西北和藏东地区最恢宏的教堂，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自汉洛教案"，最后把遗骨留在了他苦心经营的重教堂旁。在大峡谷陡峭的山坡上，埋着许多外国传教七的遗骨。许多传教士病死在缺医少药的大峡谷深处；有的传教士：丈夫死了，妻子又来尽他未尽的使命；有的传教士孩子死了，忍着巨大的悲痛把孩子埋葬在大峡谷的山坡上，仍继续行使着替上帝传播福音的使命。为了使傈僳族真正领会上帝的福音，传教士创造了傈僳族文字，使傈僳族成为了一个有文字的民族。当然有的传教士一边传教，一边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制造舆论、绘制地图、探测矿产、采集标本等，留下了非常不光彩的一笔。

　　总的来说，西方的传教活动是服务于文化侵略的需要。西方人早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欧亚非时，就深深懂得了文化征服远比用武力征服一个民族或种族更有效，更长久，武力征服如同疾风骤雨，风扫残云，来势凶猛，锐不可挡，去得也快，用不了几年征服者的辉煌就会消声匿迹，因此，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带头与"野蛮"的东方人通婚，以此沟通文化，以文化达到永久性的征服。

　　西方传统士在怒江大峡谷半个多世纪的艰辛得到了丰硕的回报。怒江大峡谷的传教士走了半个世纪，文化侵略的持久性与顽强性在怒江大峡谷延续着。如今，300公里的大峡谷两岸仍矗立着无数的教堂，46万人中约有20％的人信奉基督教、天主教，"边三县"再穷的村寨都有教堂，教堂是村寨里最好的房子。

　内地文化对怒江大峡谷发生本质影响是解放至今。在物质与文化的强冲击力下，从处于原始生产力状态的大峡谷中走出了一批批少数民族文人、干部、科技人员、工人、商人、士兵……这是西方传教士无法做到的。在解放前，除泸水附近的傈僳族进入封建土司制外，以北的傈僳族、怒族、独龙族均处在原始社会的分化时期，计会成员足单一的山民，从事着原始的刀耕火种和狩猎采集。试想只有汁会制度的建立，物质基础的改变，而没有文化的浸蚀、熏陶，大峡谷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文化真正改变着峡谷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让大峡谷生活的各民族步上了人类文明的时代列车。如果没有文化的进入，怒江大峡谷的社会结构就不可能改变。

　　在怒江大峡谷文化变迁中，也既有积极的-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比如雷同化的问题，怒江大峡谷中所有的城镇均是解放后兴建的。这些建制镇基本上不是传统上形成的，而是由于建制的需要而设的，所有城镇都是仿造内地的样式而建的，没有民族特色，也没有当地文化气息。以州府六库来说，拥挤而狭长，整个城镇分布在怒江的东西两岸，由于江两岸均是陡峭的山坡，房屋均依山而建，鳞次栉比，所有的建筑均是"文革中汉式建筑"，刻板呆滞．一座大桥把江东江西的两条公路连接起来，成了"H"型。这样的城镇，在长江、珠江两岸不知有多少。六库镇最平坦的地方也许足菜市场占据的那一块，也是六库镇最不整洁的地方，我从宾馆到州里各部门跑材料，为抄近路，往往都从菜市穿过，我的感觉菜市场就像是这个州城的中心。

　　从六库往北走，沿岸乡镇的雷同就越明显，简直说不出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城镇的特色说到底其实就是文化的特色，文化是城镇的底色。不过，大峡谷城镇建设应该说刚刚起步，还是雏形，当然为当地文化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足以让人们更新塑造、雕琢。